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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构建”确定性，和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面发现不确定性，这是不一样的。过去认为，这个世界整体上是确定的，只要找到了规律就能预测未来。其实所有的规律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并不是无条件的。不谈条件谈规律等于没有谈，等于没有规律。抛开条件谈规律，不知道条件是什么抽象地说规律，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当中，恰恰很难找到自然界那样的规律。即使找到了规律，也是基于特定的条件，什么规则、什么定律、什么定理等等，要有一个时间空间条件链，那些定律定理统统才会有用，经济学更是如此。我刚才说，农业社会是以千年为单位来度量变化，工业社会是百年为单位的变化，现在信息社会是以10年为单位的变化，在经济系统里大家想想它的变化该有多大。但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讲的原理定理是什么时候的？好多都已经时过境迁。用过去几十年以前的知识来看现实已经不管用了。现在特别需要创新，包括思维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到哲学问题。我之所以谈这个，是因为涉及到我后面的一些分析，如果不把不确定性的问题做个交代，后面涉及到的预期问题，大家可能就会当成一个阶段性的暂时现象，会当成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那样的话，改善预期的财政政策可能就是现在需要，以后就不一定需要了。

大家回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哥大”是老板手里才有的东西，一部手机价格要上万块钱。十几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移动支付，而现在连街头的乞丐都用手机扫二维码乞讨。现在的变化，不是过去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带有加速度的变化。以十年为单位的人类社会变化，基本结果就是内生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传统农业社会的不确定比较小，到了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变大了，但相对来说也不用过多的考虑。所以在工业社会时期形成的经济学，基本上把不确定性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进入信息社会，你再把它当外生变量处理就不行了。

过去对财政政策的理解，可能都是基于凯恩斯的分析框架，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扩大社会需求，主要是通过投资，这些都好理解。但是，从改善预期的角度来理解就相对困难一些。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也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还可以改善预期，这与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财政政策有综合性的作用，但综合性的作用不是无条件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都是有条件的，如果不清楚它有效的条件，财政政策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就很困难。

根据6月12日正式实施的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微型纯电动汽车补贴大幅降低，续航里程在150~200km的纯电动汽车补贴幅度下降了58.3%。而续航里程在300~400km的纯电动汽车补贴幅度提升了2.3%，续航里程大于400km的纯电动汽车补贴幅度提升了13.7%。

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来看，除两家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外，诚志股份（000990.SZ）、河北宣工（000923.SZ）等38家公司属于国资系，博天环境（603603.SH）、北京科锐（002350.SZ）等41家公司属于民企。而从这81家上市公司所属省份来看，冀东水泥（000401.SZ）等29家公司属于河北省，首钢股份（000959.SZ）等20家公司属于北京市，银龙股份（603969.SH）等5家公司属于天津市，另外27家公司属于广东、山东等14个省份。可见来自京津冀，特别是北京、河北的上市公司“最积极”。

从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结构演进来看，并不存在理论上所谓的最优金融结构，不管是间接融资主导型，还是直接融资主导型，都有各自制度性的优点和缺点，也可以互补，一般认为，如果有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配置资金的效率更高，但是投资者也容易直接暴露在市场风险之下，发生金融危机的机率也会比较高，从历史统计看，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次数远远高于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如果金融市场还不是很完善，间接融资往往在动员资金、形成规模经济，吸收和割裂风险，保障金融稳定方面，他有他独特的作用，但是他也有他的缺陷。创新、驱动、效率方面会打折扣。